《猶太人在中國》五洲傳播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記憶遺產是人類共同的財富
2017-02-28本報記者劉迪 文匯學人
2017-02-28本報記者劉迪 文匯學人
世界記憶遺產又稱世界記憶工程或世界檔案遺產，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92年啟動的一個文獻保護項目。其目的是對世界范圍內正在逐漸老化、損毀、消失的文獻記錄，通過國際合作，使用最佳技術手段進行搶救，從而使人類的記憶更加完整。
有些記憶以文字、圖畫或圖片的形式記載在文獻中，有些記憶卻是看不見、摸不著地保存在親歷者的回憶里。物是人卻易非，搶救記憶時不我待。很多時候，歷史學家默默做的就是這件事情。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納粹瘋狂迫害、屠殺猶太人，歐美許多國家都對渴求“救命”的猶太難民關上了大門。三萬多從納粹屠刀下逃生的歐洲猶太人遠涉重洋來到上海，其中也有數千人經上海去了第三地。上海成了猶太難民的“諾亞方舟”，接受的難民超過了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南非、新西蘭五國當時所接納的猶太難民的總和。直到蘇德戰爭、太平洋戰爭的陸續爆發，猶太人逃亡所經由的陸路和海路先后被切斷，猶太難民才難以進入中國。
當年來到上海的猶太家庭，有許多在中國度過了一兩代人的時光。他們與中國人之間，形成了一種美好的、跨越文化障礙的友情，把這座遙遠的東方城市視作記憶中的第二故鄉，也為上海這座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許多猶太人還曾投身中國革命和抗日戰爭當中，與中國人民并肩戰斗。
1963年，以色列議會通過法令，向曾經在納粹大屠殺時期不顧個人安危，救助過猶太人的非猶太人頒發“國際義人”獎。截至1990年5月，共有8611人被授予了這一榮譽，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其中居然沒有一個中國人。2000年7月，前國民政府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的名字被刻入猶太人紀念館的“國際義人園”。人們后來才漸漸知道，這背后是潘光和他的同事們與國際猶太組織近十年的苦苦追尋與努力。
有人說，潘光就是那位開啟猶太研究“中國篇章”的人。如何把猶太人的記憶、中國人的記憶及每一位親歷者的記憶編織在一起，還原那段屬于全人類的寶貴歷史？我們不妨聽潘光娓娓道來。
將史學從書齋推向大眾
文匯報：1995年，《猶太人在上海》出版。那一年，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2015年，《猶太人在上?！返谒陌婧汀丢q太人在中國》最新版與廣大讀者見面。這一年，是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從《猶太人在上?！返健丢q太人在中國》，其背后不只是研究范圍的變化。作為主編，請您介紹一下其中鮮為人知的故事。
潘光：早在上世紀80年代，我們就想編撰一本《猶太人在上?！返漠媰裕堑K于經費制約，只得一再擱置。直到1995年，上海畫報出版社（現更名為“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找到了我，雙方一拍即合。畫冊力圖再現上海救助猶太難民的難忘故事，推出后受到各方的廣泛好評。
從《猶太人在上?！返健丢q太人在中國》，我必須要介紹一下兩位非常重要的支持者——老市長汪道涵和原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趙啟正。1998年1月，趙啟正赴京履新，隨身帶去了我送的那本《猶太人在上?！贰Ｋ喓髥栁遥?ldquo;為什么不把畫冊內容拓展到‘猶太人在中國’？”除了這個啟發式的提問，啟正同志和國務院新聞辦還在各方面給予我們大力支持。從《猶太人在上海》到《猶太人在中國》，就要把哈爾濱猶太人、天津猶太人、開封猶太人、香港猶太人等中國其他地方猶太人的歷史都納入其中。當然，我們從1980年代初就開始進行在華猶太人研究，到了21世紀初，研究基礎和資料積累做畫冊已不成問題，但是讓人拿捏不定的卻在于開封猶太人的歷史——涉及比較敏感的宗教、民族政策問題。汪老非常支持我們的工作，很快把這個問題向時任國家領導人作了匯報，中央領導的回復是“讓他們放心、大膽地做”，相信學人能把握好政策問題，這讓我們穩穩地吃了一顆定心丸。
2001年6月，《猶太人在中國》中英文對照版面世；2003年2月，《猶太人在中國》中法文、中德文對照版同時出版。很快，經趙啟正之手，300余本《猶太人在中國》便出現在了以色列前總統佩雷斯、以色列前總理奧爾默特、德國前總理施羅德、WTO美國談判代表巴爾舍夫斯基、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美國前財政部長布魯門撒爾及世界銀行前行長沃爾芬森等各界名流的案頭。
2008年以來，我們又與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合作，把畫冊變成圖片展覽，把猶太人在中國的故事送到美國去，送到以色列去，講給國際友人聽。近年來，還出現了關于這個題材的小說、紀錄片、電視劇、音樂劇等。這正是我們史學界積極促進的“公眾史學”——將史學從書齋推向大眾。它們喚醒了中、猶兩個古老民族的記憶，同時也喚醒了全世界的記憶。忘掉這部分讓人心酸、難忘卻又值得慶幸的歷史，將是人類歷史寶庫的重大損失。通過編撰畫冊，我深刻地體會到：記憶不只是曾經發生的過往，記憶遺產是人類共同的財富；無論快樂的記憶、痛苦的記憶，甚至是屠殺記憶；不論個體記憶，集體記憶，還是民族記憶，都是人類不可以遺忘的篇章。這大概就是中國人“以史為鑒”的智慧所在。
2001年6月，《猶太人在中國》中英文對照版面世；2003年2月，《猶太人在中國》中法文、中德文對照版同時出版。很快，經趙啟正之手，300余本《猶太人在中國》便出現在了以色列前總統佩雷斯、以色列前總理奧爾默特、德國前總理施羅德、WTO美國談判代表巴爾舍夫斯基、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美國前財政部長布魯門撒爾及世界銀行前行長沃爾芬森等各界名流的案頭。
2008年以來，我們又與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合作，把畫冊變成圖片展覽，把猶太人在中國的故事送到美國去，送到以色列去，講給國際友人聽。近年來，還出現了關于這個題材的小說、紀錄片、電視劇、音樂劇等。這正是我們史學界積極促進的“公眾史學”——將史學從書齋推向大眾。它們喚醒了中、猶兩個古老民族的記憶，同時也喚醒了全世界的記憶。忘掉這部分讓人心酸、難忘卻又值得慶幸的歷史，將是人類歷史寶庫的重大損失。通過編撰畫冊，我深刻地體會到：記憶不只是曾經發生的過往，記憶遺產是人類共同的財富；無論快樂的記憶、痛苦的記憶，甚至是屠殺記憶；不論個體記憶，集體記憶，還是民族記憶，都是人類不可以遺忘的篇章。這大概就是中國人“以史為鑒”的智慧所在。
2016年11月9日，新版«猶太人在中國»發布會暨中猶公共外交研討會上，潘光教授發言
文匯報：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當初的“上海猶太人”和他們的子孫如今生活在世界各地。他們紛紛回到這座城市，回到記憶中的“第二故鄉”。猶太人在上海這座城市留下了什么？
潘光：猶太人給上海留下的寶貴財富主要體現在建筑、音樂和醫學三大領域。這里指的不僅是猶太難民，也包括在他們之前來到上海的塞法迪猶太人和俄國猶太人。
那些陸續遷入上海的猶太人，在上海建立了會所、教堂、學校、醫院、俱樂部、公墓、商會，乃至政治團體，留下眾多建筑遺產。據統計，上?，F存的猶太遺址和特色建筑多達48處，且很多都仍在使用，一些甚至成為上海的地標性建筑。如坐落于延安西路64號的中國福利會少年宮，曾是英籍猶太商人嘉道理的私宅，史稱大理石大廈；今天，在南京路外灘的和平飯店底層外墻黑色鑄鐵窗欞上，我們依然可以找到猶太富商沙遜家族的雙狗族徽，從前人們稱它“沙遜大廈”，是沙遜家族在遠東的標志；位于長陽路62號的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1907年建造之時也是一幢私宅。后由俄羅斯猶太人集資將原來在其他地方租屋建造的摩西會堂遷入，成為一所供俄羅斯猶太人和中歐猶太人使用的宗教會堂。
如果說建筑冷眼“旁”觀昨天的故事，那么音樂則以其獨有的優雅與熱情言說著曾經的苦難與歡樂。如果說那些地標的締造者主要是些富甲一方的猶太商人，那么音樂與醫學的傳遞者則多為背井離鄉的猶太難民。
當時，有200多名猶太音樂家逃離柏林、維也納等“音樂之都”，一路艱辛來到了上海。其中不乏享有盛譽的音樂家。如阿爾弗雷德·衛登堡在納粹上臺前已是馳譽德國，乃至歐洲樂壇的小提琴家和鋼琴家。然而，納粹的反猶政策使他在德國無法演奏，甚至難以生存，不得不隨成千上萬的猶太難民來到上海避難。在上海，他被聘為上海國立音專（現上海音樂學院）教授，培養出了一批優秀的中國學生，如譚抒真、陳宗暉、馬思宏、章國靈、楊秉蓀、司徒華城、李名強等。戰后，他繼續在中國演奏和教學，直至生命的終點。在猶太難民來滬之前，意大利猶太小提琴家、指揮家阿利國·富華，俄國猶太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就已來到上海播撒音樂的種子。阿甫夏洛穆夫還曾為后來成為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配器。
在醫學領域，必須提一下奧地利猶太人范尼·哈爾彭教授，漢名韓芬。她畢業于維也納大學，曾受教于諾貝爾獎獲得者瓦格納-堯雷格教授和精神分析法鼻祖弗洛伊德。1933年，她來滬任教，后在上海圣約翰大學醫學院擔任神經系主任，開設精神學和神經學課程達10余年，還在紅十字醫院、中山醫院、公濟醫院、同仁醫院、仁濟醫院等多家大醫院兼職，擔任神經科主任等職，為上海醫學衛生事業的發展做出了杰出貢獻。她率先將精神分析法系統地介紹到中國，我國精神病醫學的創始人之一栗宗華醫師就曾受教于韓芬教授，中國精神病學界的不少著名醫師當年也都是韓的學生。
文匯報：有數據稱，自諾貝爾獎設立以來，猶太人拿走了19%的化學獎、26%的物理獎、28%的生理與醫學獎、41%的經濟學獎。猶太人創造知識和財富的能力一直令世人嘖嘖稱奇，是什么成就了猶太人所取得的成績？
潘光：近2000年里，猶太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園，離散于世界各地，是什么讓這個民族得以維系，并且重建了自己的國家？吉普賽人的遭遇似有幾分相似，而今后者卻如散沙一盤，失去了民族的凝聚力。我認為，猶太文明有著三個重要支柱：其一是以猶太文化傳統為主體的民族認同感；其二，是以猶太教為紐帶的共同信仰和價值觀；其三，以家庭為基礎、猶太會堂為核心的社團網絡。這三個支柱是猶太人能夠團結奮斗，取得成功的基礎。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猶太民族非常重視家庭與教育，這點與中國文化十分相似。與中國家庭類似，猶太家庭也常常是四世同堂、三代同居。猶太人的經典《塔木德》中有許多可以在中國的《四書五經》中發現的箴言，如教導人們要孝順父母、愛護妻兒，要注重學習，才能出人頭地（“惟有讀書高”）等等。
為什么我們把猶太人一起祈禱的地方翻譯為“猶太會堂”，而非“猶太教堂”？因為synagogue一詞除了宗教概念，還有學校的意思。猶太人除了在那里進行宗教活動，還舉辦各類講座和學習班。比如在星期天，猶太會堂都有主要面向青少年的“周日講堂”，我本人就在美國猶太會堂的“周日講堂”做過多次講座。
最后還有一點，就是猶太人善于把民族的災難如納粹大屠殺作為反面教材，以史為鑒，警醒后人。在每個猶太社區，人們都可以找到大屠殺紀念館或教育中心。每個猶太孩子一懂事就會被帶到這里接受教育。每年的納粹大屠殺紀念日，人們都要匯聚在這里舉行紀念活動，探討如何從這一大悲劇中吸取歷史教訓。猶太人還特別善于向世界講述大屠殺的悲劇故事，《辛德勒名單》等奧斯卡獲獎片感動了全世界。現在，納粹大屠殺教育已成為現代猶太教育和國際歷史教學的的重要組成部分。只要猶太民族存在，納粹大屠殺教育就會世世代代進行下去，持續不斷地增強猶太民族的凝聚力。
曾經有不少人認為是“日本當局救了上海猶太人”
文匯報：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是一段寫滿傷痛的歲月,對于中國人和猶太人來說,都是如此。然而，任何苦難都沒能阻止上海成為猶太難民的“諾亞方舟”。究竟是誰接納了來華猶太難民？關于這個問題，學界似乎還有爭論。
潘光：事實上，這個問題的本質是話語權的問題。由于種種復雜原因，改革開放前國內學界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是缺位的，這就給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鉆了空子。于是，國外有些聲音便說，當猶太難民涌入上海時，是日本人占領著上海，因此“是日本當局救了猶太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訪問國外一些大學和博物館時，經常聽到這種說法。甚至有人問我，“既然日本是希特勒的盟友，為什么他們還要救猶太人？”在一家國際知名猶太博物館內有一幅“全球救助猶太難民圖”，其中在“上海”這個黑點上注明救了25000猶太人，但卻插了一面日本國旗。后來，在我們的一再要求下，這面旗幟才被挪走。無疑，這種“日本當局救了猶太人”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
在中國的土地上、在中國人生活的弄堂里，無疑是中國人民接納了來華猶太難民。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給猶太難民發了數千張簽證，讓他們能逃離納粹占領區，其中許多人來到了上海。
當時日本侵略者控制了上海的一部分領土，在一段時間里沒有拒絕猶太難民的進入。但是，到了1939年8月，日本當局便對猶太難民進入上海設置了重重障礙。到了1943年2月，日本當局又設立了虹口隔離區，強迫2萬余猶太難民遷入該區，不得自由出入。應該指出，有少數日本官員是同情猶太人的，如當時日本駐上海副領事柴田，就暗中幫助猶太人，被日本當局逮捕，遭嚴刑拷打后押送回日本。
令人欣慰的是，經過這些年來中國學術界的勤奮研究和耐心宣講，“日本當局救了猶太人”這種說法基本已消失了。
文匯報：另一個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當時，到底有多少猶太難民避難上海？
潘光：確切地說，這里有三個統計數字：第一個是三萬多，這是指從1933年到1941年，所有在上海停留過的猶太難民，包括途經上海或在上海短暫停留后又去第三地的猶太難民，總計三萬余人；第二個數字是二萬五千人，指的是除去途經上海的人，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變導致上海對外海路交通斷絕后仍留在上海，直至1945年9月二戰結束才離開上海的猶太難民；第三個數字是兩萬，指的是1938年后進入虹口地區，特別是1943年2月后被迫進入虹口隔離區的猶太難民。
第三個數字與很多當年生活在虹口的猶太難民的回憶相吻合，因為他們只對于自己居住的虹口的情況有所了解，對于上海猶太難民的整體情況和途經上海的猶太難民的情況則不甚知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看不懂中文資料，因此對于《申報》等中文報刊，以及中國政府、汪偽政府的中文統計數字和相關檔案，想必是沒有辦法閱讀的。
文匯報：《猶太人在中國》一書被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原主任趙啟正稱為講好中國故事、促進公共外交的成功案例，可否請您談談在來華猶太人研究過程中，對于建立我們自己話語體系有何體會？
潘光：如前面提到的究竟是誰救了來滬猶太人，來華猶太難民究竟有多少人等問題，本身并不難回答，因為歷史總歸會回歸其本來面目。然而，問題核心是話語體系的問題。如果我們不主動、積極、實事求是地去研究，話語權就可能落到了人家手中。
再舉一個例子，到2000年，全世界有兩萬多人因為解救過猶太人，而被以色列授予“國際義人”稱號，其中卻不見中國人的身影。我們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二戰期間，上海被稱為猶太難民的“諾亞方舟”，難道當年就沒有中國義人，冒著生命危險搭救猶太難民？在國際猶太組織的幫助下，我和我的同事們尋找了許多年，終于發現前國民政府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曾通過發簽證救助了數千猶太難民。經過艱苦細致的調查研究，我們把所有資料交以色列相關部門審核。最終，何鳳山被以色列政府授予“國際義人”的稱號，他的名字被刻入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的“國際義人園”里。
由此我深深體會，中國人的義舉，中國人自己不去研究、宣傳，還能夠指望誰來研究、宣傳？重要的是，講好中國故事，首先要搞清楚故事的始末。2010年，“來華猶太難民研究”被確定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由我擔任首席專家，其主要目的就是搶救口述史料。在史學界，我們稱之為“口述史學”。現在，親歷者正一天天遠去，搶救工作時不我待。我們還原歷史，然后從理論上進行分析，進而總結猶太避難史上的中國模式或特色。
上海缺乏能整理、編目歷史檔案資料的學人
文匯報：據我所知，您是學習世界史專業出身的。當年，正是那篇題為《猶太人與中國》的博士論文，開啟了您對于在華猶太人避難史的深入研究。您如何理解世界史與中國史之間關系？
潘光：世界史和中國史是很難割裂開來進行研究的。“猶太人在中國”是中國歷史的重要一頁，又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也與歐洲史、德國史、猶太史都有著密切的聯系。研究猶太難民來華避難的原因，就必然要涉及納粹在德國、歐洲反猶的種種暴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走向世界讓“國際”和“國內”變得越發密不可分，中國史和世界史自然越走越近。
曾幾何時，受到資源、經費、人員調配等等條件的限制，各高校歷史系普遍存在著世界史和中國史之間某種意義上的“競爭”。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文獻資料的不斷豐富、國家對于科研投入的不斷加大，以及人才流動效率的不斷提高，歷史學科的科研教學條件大大改善，兩個學科逐漸地從“對立”走向了合作。我認為，在未來的研究工作當中，將世界史、中國史和上海史三方面結合起來，并與國際關系的歷史和現狀研究緊密聯系，是擺在歷史學人面前的重要任務。
文匯報：上海市世界史學會剛剛慶祝了她的30歲生日。作為會長，您見證了世界史研究的哪些變化？
潘光：30年來，上海世界史研究和教學所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其一是課題研究的繁榮。當年課題還是個稀罕物，而今學者手里幾乎人人都有課題，從青年課題、國家社科一般課題、國家社科重大課題，到省部級課題、上海市課題、其他省市課題，再到國際合作課題、橫向課題。學者研究積極性高漲，才會碩果累累。
其二是科研經費的充裕。30年前，搞科研沒有錢，而今是不差錢。那時，一個學術活動的經費往往只有幾百塊錢，買些水果、泡幾杯茶都有困難?，F在一個國家重大課題就有60萬到80萬元的經費可以支配。以至于近年來只聽見學者報銷難、填表難的抱怨，卻沒了少經費、沒課題的呼喊。
其三是學科地位的提升。原來，世界史是歷史學下面的二級學科，如今變成了一級學科。學科地位的提高，勢必優化世界史學科的資源配置，提振學者的研究熱情與士氣，為世界史的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平臺。
其四是學科梯隊的形成。30年來，一批批中青年學者茁壯成長，已成為世界史教學科研的頂梁柱，獲得了越來越多的上海市、全國、乃至國際級獎項；同時，一些大師級人物繼續發揮著傳幫帶作用，我們這兩年授予陳崇武、李巨廉、葉書宗、艾周昌、王斯德五位老專家學會的“終身學術成就獎”，為中青年樹立了標桿。
其五是科研與教學的結合日益密切。近年來，世界史學會吸收了一批中學歷史教師加入學會，2015年又開始舉辦歷史教學論壇，將中學歷史教學納入世界史學會的研究范疇，將世界史教研從高等教育向基礎教育延伸，使科研與教學的結合更趨密切。
文匯報：機遇總是與挑戰伴生。您在歷史研究過程中遭遇了哪些新的挑戰？
潘光：說到問題和挑戰，我特別要提一下上?，F存歷史資料和檔案的整理與開發問題。我曾多次接待來滬做專題研究的外國學者，但到檔案館、圖書館等單位一看，除經濟史和中共黨史等一些專題外，還有許多歷史檔案資料并沒有系統整理和編目，使學者們不得不去浩如煙海的資料中“撈針”。這使我痛感，上海還有那么多檔案有待發掘、整理、翻譯，這是歷史學人不可推卸的責任。
1949年前上海的檔案資料尤其復雜：公共租界的檔案是英文寫的、法租界的檔案是法文寫的、日本人的檔案多是用日文記錄的、國民政府和汪偽政府的檔案則都是中文繁體字，上海猶太人的檔案甚至有希伯來語和意第緒語的，還有俄國人的俄文檔案、波蘭人的波蘭語資料、德國駐滬機構留下的德文資料等等。上海檔案館中的檔案資料大概有幾十種語言，整理難度極高。
1995年奧地利總統克萊斯提爾到上海訪問，提出贈送20臺電腦做檔案整理之用。他的好意令人感動，但我們并不缺電腦，而是需要既懂歷史又懂多種外語的人才，不是幾個人，而是成百上千的能夠坐下來做這樣艱苦細致工作的人，也許要做許多年才見成效。當然，這項工作不是一個學會或一個單位能完成的，需要各學會及各部門的配合，是一項系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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