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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8年是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一戰”）一百周年的日子。在西方，這場戰爭曾被稱為“文明之戰”。今天世界上仍有不少人，包括中國人自己，覺得那場戰爭與中國無關。然而事實是，那場戰爭與中國的命運息息相關。實際上，早在1914年一戰伊始，英國和日本即在青島與德國軍隊激戰，青島在1914年11月落入日本之手。1915年，日本利用列強身陷一戰無法分心之際，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意欲渾水摸魚，置中國于日本控制之下。

　　以工代兵：中國精明的外交策略

　　在相當大程度上來說，一戰對中國是一次“危機”——危險加機會。在一戰之前，中國沒有重蹈印度的覆轍，成為西方國家的完全殖民地，是因為列強在華力量相互制衡。一戰爆發后，西方國家注意力轉移，列強在華均勢被打破，中國的命運就被控制在趁火打劫的日本手里。這當然是危險。但一戰也是大機會。就中國而言，廣義的一戰可以說起始于1895年、終結于1919年。這期間，正是中國人新舊更替、變法圖強和尋求加入國際社會成為其中平等一員的重要時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在當時的中國，東方的、西方的各種思潮，都有人拿來實驗；共和政體、民主政體，杜威、羅素的哲學，各種學派和學者，都在中國粉墨登場。這個時代就像狄更斯在《雙城記》里對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描述：“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一代新人和新國家也嶄露頭角。就在這個轉折關頭，對中國不利的舊的國際體系正在崩潰，新的國際秩序尚未形成。這對中國來說何嘗不是機會？
　　就是在這種“危”“機”交加之際，一些先進中國人決心利用一戰，奮力一搏。其中一個重要手段就是訴諸“苦”和“力”。“苦力”本是指一戰期間的華工。一戰爆發后，民國一代政治家梁士詒于1915年提出一個極其精明的外交策略：“以工代兵”。到1915年夏，西方列強已經為戰爭付出沉重代價，尤其是法國，傷亡率極高。戰爭還沒有進入第二個年頭，法國和英國已經意識到這將是一場持久戰和整體戰，戰爭的結局將取決于經濟、軍事實力和人力資源。而中國正是可以為法英兩國提供源源不斷的人力資源的國度。正是在這決定西方文明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14萬中國農民在中國和法、英等國政府的安排下，背井離鄉、遠涉重洋，作為“苦力”來到戰火紛飛的歐洲、來到法國，為英、法的生存，為拯救西方文明，赴湯蹈火、拋顱灑血，譜寫了東西方文明交融的一曲壯歌。
　　1918年11月13日，中國政要及外國使節在北京出席慶祝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典禮。正中為時任參議院議長的梁士詒。

　　中國走向國際化的重要一步

　　這是人類文明史上東西方交流的重要一章。雖然這些大都目不識丁的中國農民遠赴法國的直接動機是謀生，但他們用自己的血汗甚至生命，參與拯救西方文明，并通過同西方文明的直接接觸，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觀、中國觀、世界觀，從而進一步為中華民族逐步走向國際社會，為中國尋求新的國家認同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他們無疑是一群非常普通的人，但他們的經歷、他們的人生，創造了人類文明史上不朽的傳奇；他們的命運，甚至他們的生命，同中國及世界前途息息相關。

　　一戰華工被西方人稱為“苦力”。的確，他們很“苦”，甚至有大約3000名華工死在歐洲或途中。在法國北部，有一個至今保存完好的華工墓地，墓碑上大都刻有“勇往直前”“鞠躬盡瘁”“雖死猶生”“流芳百世”等字樣。一戰結束后，華工們在大批回國前舉行了紀念去世華工的大會，他們親手扎制了一座牌坊，上面的對聯由一位中國駐法外交官書寫，生動地表述了華工對東西方文明的貢獻：“血灑歐西壯世運，魂歸祖國挽神州”，橫批是“流芳百世”。
　　除辛苦工作和流血犧牲外，華工還有在血染的西線戰場戴瑞士表、太陽鏡、紳士帽，身著各國軍衣的浪漫，交法國女朋友的風流，以及為保衛自己的權益而把欺負他們的美國大兵打得頭破血流的威風。更主要的是，一戰華工還有“力”。力拔山兮氣蓋世！這里的“力”，包括他們在西線戰場的主要工作——挖戰壕、運軍火。一戰期間，坦克是尖端武器。起初，英國國防部不允許外國人接近英國軍隊的坦克，但后來發現，華工修理坦克比英國工人還要快，所以就有了三個華工團專門為英軍修理坦克。雖然這些華工不懂英文法文，但他們非常心靈手巧。一戰是戰壕的戰爭，而華工是挖戰壕的絕對好手。英國外交部有一份報告指出，如果把一個印度人、一個中國人和一個英國人放在一起比較，中國工人挖戰壕的效率是印度人的兩倍，比英國人還高。

　　他們的“力”，還體現在他們是中國走向國際化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以工代兵是中國人第一次有計劃、有組織地參與西方文明的創舉，華工實際上是用他們的“苦”和“力”參與東西方文明的重建。盡管當初他們個人走出國門時并非懷著創造歷史的抱負，但他們是中國參與國際社會的先行者，并直接參與創造了西方的歷史。因為華工源源不斷的到來，英法諸國在大戰危急關頭才可以免去人力資源匱乏的后顧之憂。因為他們的存在，因為他們可歌可泣的旅歐經歷，中國外交官才能夠在戰后的巴黎和會上義正詞嚴地要求國際社會還中國以公道。一戰華工甚至給中國最終直接參戰提供了法理根據，為中國的戰后外交創造有利條件，并最終幫助中國政府以平等一員的身份走向世界。1917年8月，中國歷經三年的參戰努力，終以華工死于德國潛艇攻擊為借口，正式向德奧宣戰。

　　對德奧宣戰，是中國利用外交進入國際社會、成為其平等一員的成功之舉，并首開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系統收復國家主權的先河。中國甫一宣戰，不僅立即宣布廢除與德奧兩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復德奧在中國的租界、終止支付德奧庚子賠款，而且一舉取消了德奧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因為華工的源源不斷的到來，英法諸國在大戰危機關頭，才可以免去人力資源匱乏的后顧之憂。一戰華工甚至是周恩來、鄧小平等未來的中國共產黨領袖在一戰之后走出國門到歐洲勤工儉學的先驅。五四運動時的口號——“勞工神圣”，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是與一戰華工有關聯的。 　　1918年11月28日，時任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在太和殿前舉行大閱兵，并設宴招待各國公使，鼓吹“公理戰勝強權”。

　　他們的歷史屬于世界

　　中國作出“以工代兵”的決定，既是應對時勢的權宜之計，也是深思熟慮的戰略布局。這一前所未有的舉措是年輕的中華民國富有遠見的外交決策。許多政治精英和知識分子，都將“以工代兵”計劃和他們關于中國未來發展的憧憬、與中國在國際大家庭中獲得平等地位的目標緊密聯系在一起。一戰華工的故事是中西交流史上一段意義深遠但很少為人所知的故事。今天，我們回顧和研究一戰華工的“苦”與“力”的悲壯人生，可以透視他們與中國及西方文明密切相關的命運，探討中國國際化歷程中的平民的參與和貢獻，也可以通過華工同西方文明、同世界其他地區人民和中國的精英交往及密切接觸的經歷，分析中國人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并試圖回答“何為中國、誰是中國人”這百年來中國人及世界其他各國人民所共同探討的世紀之問。

　　一戰華工的故事，也是1895—1919年期間包括華工在內的一代中國人為中國的國際化、為中國成為國際社會平等一員、為中華民族的生存和復興而奮斗的故事，是同西方人民為共創人類和平而奮斗的故事。華工雖然來自中國，但他們的歷史屬于世界。在我們同世界各國人民共同紀念一戰100周年之際，讓我們緬懷以他們為主角所創造的一段為人類所共享的歷史，尤其是中國在一戰中的歷史和一戰在中國近代發展中的影響及地位的歷史。由此，我們不僅可以重新恢復“一戰與中國”及“華工與一戰”這些被中國和世界歷史遺忘的記憶，并且可以進一步幫助中國人及世界人民通過歷史上這一精彩篇章，認識和理解中國人一個世紀以來重建中國文明及參與國際社會的歷程。 　　2008年10月10日， 來自中國山東的一戰華工后代程玲（左3）和在法國的一戰華工后代張瑞哈（左1）兩家相聚巴黎。張瑞哈是張長松的第五個兒子，上面那張全家福拍攝時尚未出生。程玲的爺爺于戰爭結束后的1919年9月在拆除未爆炸彈時被炸身亡，89年后，程玲才在張瑞哈的幫助下找到爺爺的墓地。

　　（本文為徐國琦教授為配合《為文明出征：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線戰場華工的故事》（五洲傳播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問世而特別撰寫，以饗讀者。原載《世界知識》雜志2017年第6期）

　　作者簡介：徐國琦，香港大學歷史系特聘講座教授、著名一戰史專家。主要英文著作有：《中國與大戰》（劍橋大學出版社，2005）、《華工與大戰》 （哈佛大學出版社，2011）、《亞洲與大戰》（牛津大學出版社，2016）等。
　　《為文明出征：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線戰場華工的故事》，五洲傳播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英文版、法文版將于今年上半年陸續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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