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影月痕》封面
彭齡伉儷的人和文
――彭齡、章誼《書影月痕》序
葉廷芳
――彭齡、章誼《書影月痕》序
葉廷芳
人在青少年時期建立起來的友誼是比較純潔因而也是比較能持久的。我與本書的兩位作者――曹彭齡和盧章誼夫婦之間的友誼就是在大學年代建立起來的。那時我們都生活在未名湖畔，我在西語系學德語，他倆在東語系學阿拉伯語——當時還沒有結合。本來也未必有緣相識的，但共同的愛好——文學將我們溝通了！北京大學的學生業余文化生活向來豐富多彩，其中文學社團是比較活躍的，我們就在那里相知相識。由于彭齡性情溫和，待人謙遜誠懇，我們很快產生了友情。離校后，大家各奔東西；“文革”中，他倆一個在部隊，一個（章誼）在新華社，我則去了“五七干校”，無緣見面。不過，他倆卻有一條“親情紐帶”與我聯系著：七八十年代，我有機會拜訪過他父親多次，其中前三次是在“文革”后期，原因是我與幾個年輕同事乘鄧小平復出“抓生產”之機，在馮至等前輩的指導下搞了個“魯迅與外國文學”的課題。我們都知道彭齡的乃父曹靖華教授是魯迅的至交，便拿著馮至先生的介紹信去工體東路向曹老先生請教去了，受到他親切熱情的接待。后來，我們編出了兩本油印資料、最后寫出初稿，都先后直接送給他提意見。每次拜訪，都有悉心照料父親的蘇玲即彭齡的姐姐在場。她親切熱情、性情直爽，在我們與她父親談完后，她都要和我們愉快地聊上一番，除了她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工作，也談及彭齡兩口子的動態，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后一次見曹老是在1980年秋，外國文學學會在成都召開“文革”后的第一次年會，我冒昧去曹老的住處聊了一個晚上。他豐富而不尋常的一生以及對于翻譯的卓見，令我對他更加景仰。無疑，在前后數次與曹老的接觸中，每次都有彭齡和章誼的影子在，就是說，我們的談話都涉及他們，因而知道他們的行蹤。
作者彭齡、章誼夫婦
七八十年代，彭齡夫婦和父母住在同一座樓的不同單元，那時我住在東光路的南端（與工體東路在一條直線上），彼此距離較近，故而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們有過幾次來往。但自他們出使外國后，見面的機會就很少了。又是文學幫了我們的忙：繼承了父輩基因的彭齡寫得一手好文，常把他在國外工作或游覽中的所見所聞發表在國內報刊上，凡我看到的都讓我感到欣慰，從而增進了友情。日積月累，到一定時候他們就出一本集子，我收到后放在枕邊不時翻翻，閱讀時總覺有一股暖流在周身循環。因為彭齡絕不是一個徒有生花妙筆的作家，他真的是“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白居易），每寫一件事都傾注了滿腔熱情和真情實感。例如他去一個地方參觀游覽，事先都要收集一番相關資料，然后結合自己的耳聞目睹，把真實的感受寫出來與讀者分享。于是，我們讀到了諸如《不能忘卻的記憶》這樣的醒世感言，寫他夫婦倆去了遼寧葫蘆島休養后，方知抗戰勝利后的1946年東北曾發生過一件這樣重大的事件：中國國共兩黨和美國三方根據《波茨坦公告》精神，將105萬日本在東北的僑民和戰俘遣返回國，在當時各方面條件極其艱苦的情況下，竟在七個月內勝利地完成了這一極其艱巨而龐雜的任務！而在這過程中，14年內受盡屈辱和殘害的東北大地竟然沒有發生虐待俘虜或報復事件！這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顯然也感動了被遣返人員中后來成為作家的田源和夫與國弘威雄，他們寫的紀實性的報告文學作品及拍攝的影片，在日本讀者中引起積極的反響。彭齡夫婦為自己先前對此一無所知而深感愧疚！其實，感到愧疚的豈止是作者，筆者對此原來也一無所聞。這就說明了這篇文章的價值。
某些事件曾在國際上轟動一時，而由于種種原因國內卻鮮有人知。這樣的事一旦被作者捕捉到，他是不會吝惜自己的筆墨的。于是像《希臘魂》這樣的精彩散文亦讓我們如愿以償：德國法西斯占領希臘的時候，竟然將它那面丑惡的卐字旗插在了宏偉莊嚴的帕特農神廟上！這對歐洲文明的神圣策源地是多么嚴重的褻瀆！希臘的愛國志士們豈容這樣的恥辱，于是他們站出來了，決心拔掉這面血腥的黑旗！經過長期而周密的策劃，兩位分別叫桑塔斯和格列索斯的勇士，在一天夜里終于設法躲過嚴密的崗哨，成功地爬上了150余米高的陡峭的雅典衛城山頂，一舉拔掉了這面罪惡的黑旗。這不啻是一首現代版的普羅米修斯偷天火給人類的英雄史詩，今天讀來依然令人蕩氣回腸。
《書影月痕》的作者作為在國外工作多年的外交官，自然經歷過不少激動人心的事件，接觸過不少官方或民間的優秀人物，并將其訴諸筆端。例如《天涯盡知音》一文，寫的是作者受托將冰心翻譯的黎巴嫩大作家紀伯倫的《先知》中譯本帶往黎巴嫩一個叫布舍里的地方的紀伯倫博物館，期間經過許多曲折，在諸多認識與不認識的熱心人的幫助下終于如愿以償，讀后讓人獲得一種雨過天晴的喜悅與寬慰。作者還在敘利亞對中國最友好的德魯茲人中發現并結識了“阿拉伯的白求恩”，即著名詩人奧貝德。奧貝德后來應聘來到北京大學東語系任教，一待就是12個春秋！除教學外，他還參與了許多重要的翻譯校訂工作，把最好的年華貢獻給了中國的教育和翻譯事業。讀后，你會覺得說他是“阿拉伯的白求恩”一點都不過分。
作為有身份的外交官，作者自然有機會接觸國際上的某些風云人物。其中最生動的記述莫過于他與第六任聯合國秘書長、埃及杰出外交家加利先生的結識了。這位于上世紀90年代在任期間（1992—1996）三天兩頭在幾十億觀眾的電視屏幕前露面的國際長官，到1999年已是第十次來中國。但當他見到作者夫婦時并不因對方不是高官而止于寒暄，而是駐足長談，且態度極為親切友好。除了彼此語言相通，這顯然跟交談的主題——中埃友好有關。當溫文儒雅的彭齡夫婦告訴對方曾在埃及工作了四年，并恭恭敬敬地將他們的著作《埃及漫步》呈送給他時，加利先生頓時眼睛發亮，不顧語言障礙，立刻一頁一頁地翻閱起來，因為書中的許多照片中有不少他熟悉的人。最為動人的是，最后，當作者夫婦倆遞上本子請加利先生寫幾句話作為留念時，他并不像一般人那樣大筆一揮了之，而是請他倆將本子留下來，等他簽好后讓埃及大使轉交給這兩位可信賴的新朋友。不久，夫婦倆果然從大使那里收到了加利先生那恭謹的、充滿中埃友誼的美好題詞。
前聯合國秘書長加利訪華時彭齡向其贈送《埃及漫步》后的合影
不過，若將外交家與作家這兩種身份加以衡量，則彭齡夫婦最本質的身份恐怕還是后者。因為外交官是國家授予的職責，而寫作則是出自自己的天賦，參加作協更是自己的自覺要求。那么，在《書影月痕》中涉及最多的題材是文學，就不足為怪了。從他父親為之付出畢生精力的俄蘇文學到他自己專業所在的阿拉伯文學，再到對我國文學影響最大的西方文學，那一篇篇閱讀心得常常伴有深入細致的藝術分析和獨特感受，不是一般人所能及的；至于某些親身經歷或直接參與的事件，讀來更令人刻骨銘心。如《帶不走的那份沉重》，內容豐富而復雜。它不僅贊頌了蘇聯時期寫了《暴風雨》、《解凍》、《人、歲月、生活》等的大作家愛倫堡偉大而沉重的一生，而且帶出了作者父親早期革命翻譯生涯的一個故事，這故事在當時聽起來也是沉重的！作為愛倫堡作品的第一個譯者，年輕的曹靖華先生當時翻譯了愛倫堡的短篇小說《康穆納爾的煙斗》。譯者的師長魯迅先生看了后認為是好作品，但同時覺得“康穆納爾”（共產黨人）可是個“敏感詞”，有關的人們都有同感，為了不影響作品的發表，最后不得不干脆改名為《煙袋》。啊，連“骨頭最硬”的魯迅都畏懼這個“敏感詞”，對于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它可真是西緒福斯背上的那塊石頭啊，始終沉重地背著！
曹靖華編譯的《煙袋》、《死敵》等不同版本的中譯本封面
《書影月痕》涉及的多位西方作家中，看來作者最為鐘情的是浪漫主義作家，尤其是英國的那三位早逝的青年浪漫主義詩人。難怪剛讀完專寫拜倫的那篇佳作以后，又發現還有一篇把這三位詩人作為三位一體來寫的妙文《羅馬三月悼詩魂》！而機緣恰恰是由于作者參觀羅馬西班牙廣場的“三位一體教堂”而意外發現了其近旁的這座小三位一體紀念館。它原本是濟慈的故居，后來上述詩人們的粉絲把這座三層小樓的第二層買了下來，設立為三位詩人的共同紀念館，不愧是有識之士功德無量之義舉。19世紀初的歐洲浪漫主義運動以美學之貢獻而言當首推德國浪漫派，它最早透露了20世紀的美學先兆。但若論時代豪情之強烈、推動歷史之進步，則無疑是英國浪漫派，其中尤其是上述三位青年詩人。他與封建復辟勢力、社會黑暗和殖民統治不共戴天！而且他們這種強烈的反抗精神并不止于詩歌創作，亦訴諸行動，即魯迅所說的“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當年身處“黑暗如磐”的祖國的魯迅，窒悶于“鐵屋子”里，充滿急欲要把它鑿穿的強烈反抗情緒，因而與上述浪漫主義詩人產生強烈的共鳴。他當年寫的《摩羅詩力說》（1907），呼喚“大呼猛進的斗士”，其楷模就是這批“撒旦”式的浪漫主義詩人，尤其是拜倫。無獨有偶，視“行”甚于“言”的德國文豪歌德亦對拜倫贊美有加，顯然這跟拜倫身體力行，最后死在反抗殖民主義的希臘土地上有關。三位青年詩人以拜倫的年齡最大，雪萊小他四歲，濟慈又小雪萊三歲。但他們離世時，次序卻倒了過來！而最后離去的拜倫，天年也不過36歲！對于文學星空中這一小群彗星式的天才，全世界的文學愛好者無不在贊美之余，深深地感到惋惜。如今，《羅馬三月悼詩魂》的作者以其亦喜亦悲的筆調，舒解了讀者心中久久難以排遣的遺憾，讀之豈不快哉！
《書影月痕》的兩位作者畢竟都是阿拉伯語專家，他們自然不會放過機會向讀者介紹阿拉伯文學中的精華，首先是那些他們有直接交往的作家。他倆確也沒有辜負讀者的期盼。除了前面提及的詩人奧貝德教授以外，還向我們推薦了兩位世界級的大家——敘利亞的阿多尼斯和埃及的馬哈福茲。阿多尼斯也是黎巴嫩一條負載著諸多文化蘊涵的古老河流的名稱。從這點可以看出他的氣魄及其作品的精神氣質。但他有多年的西方（法國）學習背景，還成了巴黎大學的教授，有扎實的理論功底，故他對阿拉伯的傳統文化首先持反思態度，稱自己“是猶如中國魯迅那樣的批判者”。與此相關，他也崇尚主張價值重估的尼采。不難想象，批判和反抗成了他詩歌創作的主旋律。同時，他的詩歌形式也是現代的、先鋒的，因而是世界的。因此，他先后獲得多項重要的國際獎項，包括一項2013年中國第四屆青海湖國際詩歌節授予的“金羚羊獎”。說來也巧，筆者作為該詩歌節每屆組織工作的參與者之一，也是金羚羊獎的評審委員，在投票之前，就聽熟了評委們對阿多尼斯的眾口一詞的高度評價。故在讀到《書影月痕》對阿多尼斯的詩和人的評說時，深感共鳴。
彭齡與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合影
《書影月痕》的兩位作者曾出使埃及四年。他們與埃及文學的往來最堪欣慰的莫過于與埃及文學泰斗馬哈福茲的結識了！這是阿拉伯世界唯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而他始終平易近人，接近民眾，每天上班來回步行，一路上隨時與人打招呼搭話，沿途成了一道生動的人文風景。難怪他讀到老舍的《駱駝祥子》時喜不自勝，兩顆貼近百姓的心很快緊貼在一起。也因此，他很快與這對來自中國的新朋友拉近了距離。最后，他竟然帶著因受重傷而顫抖的手為這對中國朋友題詞、簽名留念。從這些細節中，我們窺見了這位看似平凡作家的不平凡的精神世界。他與以上提及的幾位阿拉伯民族精英一樣，鮮明地透露出中阿兩個偉大古老民族之間的共同的精神情懷。
《書影月痕》全書分為四輯，共60篇。它們包括了作者幾十年的散文精華，浸透著夫婦倆幾十年在外交和文學上所付出的才華和智慧乃至做人的風范。以上寫的不過是隨意“點擊”，你看已經可以說異彩紛呈。讀完它吧，你會收到一個文學和文化、知識和智慧的“大禮包”！
作者簡介：
彭齡，本名曹彭齡，1961年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畢業，解放軍外事工作干部，曾任中國駐敘利亞使館副武官，駐黎巴嫩、伊拉克、埃及使館武官，少將軍銜；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任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級顧問、中國阿拉伯友好協會理事。
章誼，本名盧章誼，1961年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畢業，曾任新華社駐黎巴嫩分社首席記者，中國駐黎巴嫩、伊拉克、埃及大使館外交官；新華社國際部譯審。
他們夫婦單獨或合作出版了《西亞風情》、《而今百齡正童年——記曹靖華》、《黎巴嫩散記》、《重返巴格達》、《不盡天涯路》、《受命打通“地獄之門”的人》、《埃及漫步》、《走進迦南地》、《歲月流痕》等散文集及傳記《伏牛山的兒子——曹靖華傳》。
名人薦語：
彭齡、章誼伉儷是我的同窗學友，曾共度青春，共讀青春。現雖白髮如冠，雪染雙鬢，依然勤奮筆耕。《書影月痕》好似一處濃縮的圖書館——小至袖珍；又好似一冊精編的書目——散文詩般的索引。作者猶如導游，引導我們觀賞中外文學大花園——爭芳斗艷，繁花似錦；又好似一次次盛會的主持，向我們介紹赴會嘉賓——古今中外著名的作家、詩人，以及他們聞名傳世的作品。讓“讀書無用論”見鬼去吧！莎士比亞說得好：“書籍是全世界的營養品。”——仲躋昆（北京大學阿拉伯語言文學系教授、中國外國文學學會阿拉伯文學研究會會長）
彭齡、章誼伉儷，一位是解放軍武官，文質彬彬的儒將；一位從事新聞報道工作，是機敏干練的記者。兩人長期在國外任職，工作相攜相助，業余則聯手為文，老當益壯，至今不輟。
《書影月痕》是一部以外國文學為主要內容的宏文之結集。煌煌六十篇，大多描述作者畢生專注的阿拉伯文事以及有家門淵源和時代情愫的蘇俄文學，同時觸及諸多歐美和亞非文人墨客。大凡說事，無不飽含深湛的滄桑之論；談藝，則慧眼獨具，筆下生輝；憶人，如促膝暢談，傾訴肺腑；論誼，主客互動，情感交融。文集如其名：歲月之留痕，筆鋒之光影，充滿詩情畫意，讀罷令人感悟良多。——高秋福（新華社前副社長，高級記者）
我曾與本書作者一起在埃及工作多年，他們一直是我尊敬的學長。我總是欽佩他們在從事外交工作中注重文化的交往，更羨慕他們以儒雅和真情結交朋友并以深情的筆觸形成優美的文字。每次讀到他們以文會友的文章，都深受感動。光陰荏苒，如今捧讀《書影月痕》，很多熟悉的面容和場景浮現眼前，無比親切。文集好似一條金絲把散落的珍珠串聯起來，外交與文學疊加，中國文化與域外文化相輝映，展現的是對中華文明的深愛和“美美與共”的圖景。這部文集恰是用深厚的文學素養、特殊的經歷，加上勤奮釀就的瓊漿，值得品味和珍藏。——吳思科（中國前中東問題特使，前駐沙特、埃及大使）
《書影月痕》是一部文思妙曼而雋永的靈秀之作，寫名家名作、傳奇故事、異國風情。讀之，豐富的是我的人生，開拓的是我的視野。——閻純德（北京語言大學教授，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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