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賓：唐穎俠，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學院副教授
采訪：中國人權網 賈璞玉
時間：2020年9月
中國人權網：在人權的理論和實踐中，生命和健康權始終被視為基本人權。這次疫情防控阻擊戰，我們國家始終以人民的生命健康權為中心，以保障每個人的基本權利為出發點，使人們在疫情中的基本人權得到尊重和保障。本期節目我們非常榮幸地邀請到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的唐穎俠老師，和我們一起聊一聊疫情防控中生命權保障的國家義務。唐老師，您好！
唐穎俠：璞玉，你好！
中國人權網：這次新冠肺炎疫情讓我們又一次認識到生命的寶貴，也讓我們切身地感受到我們國家對于生命權保障所投入的努力。我們現在經常提到生命權，但到底什么是生命權，你能給我們講一下嗎？
唐穎俠：生命權是人權當中重要的、基本的人權之一。習近平總書記說過“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共和國衛士”鐘南山院士也說過“人的命是最重要的人權，我們保住了這么多人的命，這是最大的人權的體現。”
從國際人權法的淵源上來看，1948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是第一部正式規定生命權的世界性的人權文件，它規定了“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隨后，在1966年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當中，也對生命權有明確的規定，在它的第六條里規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權。這個權利應受法律的保護。不得任意剝奪任何人的生命。”除此之外，一些區域性的人權條約，比如說《歐洲人權公約》《美洲人權公約》和非洲的人權條約當中都有類似的規定。
在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生命權作出的一般性意見里面，認為生命權是不允許克減的最高權利，即使面臨著武裝沖突和危及到這個國家的緊急狀態的時候，也不允許克減。生命權是其他一切人權實現的先決條件和基礎。
中國人權網：面對這次疫情，我們國家吸取了非典的經驗，在防控方面、在應對方面還是做得非常好的。從人權視角來看，您認為國家對于生命權保障承擔了什么樣的義務呢？
唐穎俠：對于生命權的保護不能做狹義的理解。首先，應當有一個立法的框架，國家應當在立法的框架之下進行保護。所有可能預見到的對于生命權的威脅，都應當是國家承擔積極保護義務的范圍和對象。比如說大規模的或者說社會整體的狀況帶來的生命權的侵害，環境的惡化、極端貧困、營養不良、疾病的流行，都屬于這個社會的整體狀況。這意味著國家在保護生命權上，不僅是一種消極的防御性的義務，國家要采取一切可能的積極措施去保障生命權的享有。
中國人權網：在新冠肺炎疫情這種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情況下，國家應當履行的保護生命權的義務有什么變化嗎？
唐穎俠：這里我想舉一個例子來旁證一下，2008年的時候，在歐洲人權法院所審理的布達耶娃訴俄羅斯案，它涉及到的問題是布達耶娃生活的村莊遭遇了一場突如其來的泥石流，導致房屋倒塌，他的丈夫喪生。政府給予她一個免費住房，同時也給予她一筆緊急的救助金。但是，政府把這場事件定性為是一個意外的事件，布達耶娃不同意這種定性，不同意這么處理，她就向歐洲人權法院提起了訴訟。這個案件當中，歐洲人權法院的觀點是生命權的保護不應做狹義的理解，不只是（避免）武力的侵犯生命權，它也包括采取立法和行政上的措施和手段，對于生命權的積極的保護。
這個案例給我們很多的啟發。對于生命權的保護，與正常時期不一樣的是在突發事件當中，比如說自然災害或者是傳染病等等，要防止來自第三方的侵害，可是傳統意義上我們理解這個第三方都是指第三人，自然人或者是實體、公司、企業。可是，突發事件當中來自于自然力的侵害，比如說剛才舉的這個例子是泥石流侵害，也可能是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新冠肺炎疫情，這是病毒的侵害。那么，病毒的侵害還是不是在國家所承擔的積極的保護義務的范圍呢？這是一個略有爭議的問題。依據剛才提到的聯合國的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6號一般性意見》，我們理解這個答案是肯定的，它是包含在這個范圍之內的。
因此，面對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國家的積極的保護義務至少包括這樣三個層面：從立法機關來說，要積極地制定預防或者是防止出現危險情況的立法，在立法上盡量地避免出現損害的結果。從行政機關這個層面，首先行政機關是不能夠直接侵害到生命權的。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里邊，行政機關還得把所有的行政資源很有效地去利用，采取積極的措施去應對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從司法的層面來看，司法機關也要有效地去應對，采取積極的措施給予司法的救助。
布達耶娃這個案子還給我們很多其他的啟示。這就是國家在突發性的公共衛生事件當中所承擔的積極的保護義務，它也是有邊界的，它不是一種無限的和絕對的義務。反過來說，個人也沒有一種免于受到病毒侵害的權利，國家只能在它可以合理預見的范圍之內，盡最大的努力。
中國人權網：在這次疫情防控過程當中，我們國家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有效的措施去防控疫情的蔓延，但是我們采取的一些措施可能也受到一些西方國家的指責和爭議。例如說強制隔離，還有封城這些措施，對此您怎么看呢？
唐穎俠：這些不同的措施背后體現的是兩種不同的價值觀之間的差異。在人權的保障上一直存在著生命權和自由權哪一個排在優先地位、哪一個更重要，這樣的一種爭議。應當說，生命權和自由權都是基本的人權，都是應當受到保障的。但是，當我們面臨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突如其來的一場非常嚴峻的病毒的挑戰的時候，我們到底是把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還是把自由放到第一位呢？這是一個價值取向的問題。
從理論上說，生命是最寶貴的，因為生命對于每個人來說都只有一次，它不可逆。而且生命也是至關重要的，它是我們開展一切活動的基礎，也是我們享受自由的基礎。如果已經沒有了生命的存在，那么自由何以附焉呢？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生命權是自由權的基礎，為自由權的行使提供了一切必備的條件。
中國所采取的抗疫措施，比如剛才您提到的封城的措施，還有集中的措施，這些措施當中，我們背后的這個價值取向是對于生命安全的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也經常說到“生命至上”。我們是把人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到了第一位的重要的位置上。正是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之下，中國的抗疫取得了非常好的結果，我們有效地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有效地保障了絕大多數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而美國的情況恰恰相反，不要說其他，連口罩這個簡單的問題都無法得到很好的解決。正因為它的防疫措施的不力，才帶來了巨大的死亡數字和感染的數字。從結果上也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之間，他們孰優孰劣。
中國人權網：我們聊了這么多生命權相關的內容，您覺得我們國家在疫情防控當中對于人民的生命權保障做得怎么樣呢？
唐穎俠：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戰役，我們是打了一場很漂亮的阻擊戰。我想從三個方面來說，也是人權保護的三個層次。
首先是國家尊重人權的義務的層次。人權的尊重首先要求國家自我克制，不能夠侵害到公民的生命權，比如說立法方面，國家不能夠制定有關損害到生命權的立法，同時還要制定保護生命權的立法，使它能夠在法律保護的框架里面，而且這種保護應當是沒有歧視的。我們國家剛剛通過了《民法典》，在《民法典》當中就明確規定了生命權的保護，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
從保護的義務，剛才也談了一些，這是關于國家采取積極的措施去保障生命權免受一切外來的威脅和侵害。我們國家在新冠肺炎疫情剛剛開始出現蔓延的時候，對于武漢就采取了封城的措施，也派了專家組和大批的醫療人員隊伍，集中了大量的醫療資源，馳援武漢。除此之外，我們還很快的速度就建成了很多專門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和疑似患者的專業醫院，比如說火神山、雷神山，各地也建了很多的方艙醫院，可以有效的阻斷、隔離，使得新冠肺炎疫情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得到了有效地控制。再比如說，我們對于患者的診治采取了無差別的免費措施。
從實現的義務上說，主要指的是當公民個人已經無力實現生命權的時候，他的能力不夠的時候，國家去幫助他來實現生命權。這種幫助必然要采取積極的措施，比如說，我們國家在抗疫的后期，疫情的常態化管理之后，我們開始了有計劃的復工復產，對于中小企業給予了很多稅收和金融方面的優惠和減免的措施等等。
中國人權網：生命權是固有的一項人權，是其他一切人權實現的先決條件和基礎。國家在保障生命權上不是簡單的不侵犯，而是積極的承擔保障義務，這就要求國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積極地去保障生命權的享有。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公共衛生突發事件，中國在可預見的范圍內，積極地履行了國家義務，盡最大努力保護了人民的生命權。
感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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